麻将是游戏的品类之一，在中国已流行了几百年，折射了中国的文化智慧。

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是弥足珍贵的。

何况，它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游戏方式，不仅在中国，甚至在全世界。

但是，麻将在中国有“异化”真人棋牌游戏的趋势，甚至成为了博彩的代名词。

有人便想封杀麻将，我想不大可能，而且也不应该。

其实，把博彩现象归罪于麻将，显然是人的智慧出了问题，是人的创造力还不够，是人在逃避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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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明朝亡于麻将？这篇文章能给你提供帮助。

　　麻将是游戏的品类之一，在中国已流行了几百年，折射了中国的文化智慧。

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是弥足珍贵的。

何况，它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游戏方式，不仅在中国，甚至在全世界。

但是，麻将在中国有“异化”的趋势，甚至成为了博彩的代名词。

有人便想封杀麻将，我想不大可能，而且也不应该。

其实，把博彩现象归罪于麻将，显然是人的智慧出了问题，是人的创造力还不够，是人在逃避责任。

　　在日本和欧美，玩麻将的现象也比较普遍，但他们在麻将游戏中，尝试了解和解决一个又一个不确定性的变局，注意从麻将游戏中发现科学的思维与方法，注重欣赏麻将推演过程中产生的美，体验游戏中的智力的角逐。

现在，日本人又把麻将作为提升国民教养的“绅士运动”加以推广。

同是麻将游戏，却产生不同的结局。

我们应当好好地反省！在西方人看来，休闲时间是人们用来沉思、欣赏、创造的，因而休闲是神圣的；而游戏是生活的主题，是文化的基础。

这些认识很深刻。

麻将是地道的中国文化智慧的产物，并始终扮演着文化大使的角色，我们在输出智慧的同时，也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。

我们有责任呵护它、爱护它。

　　元旦一过，年的气氛就渐渐浓了。

在很多人的春节日程表上，吃饭、睡觉、打麻将是必不可少的三样。

小小的麻将，在娱乐、社交、聚会等场合，都出演重头戏。

当然，也有人讨厌麻将。

爱有爱的理由，厌有厌的原因，每人都能列出若干条。

很显然，麻将从“出生以来”就饱受争议。

400年前，著名诗人吴伟业甚至将大明王朝灭亡的原因，归咎于小小的麻将牌。

　　宋江的脑袋值多少钱？马吊告诉你

　　马吊究竟是什么？记者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马惠娣那里，找到了让人吃惊的答案。

　　“这里的马吊其实是麻将的雏形，”马惠娣主任告诉记者：“不过，和麻将不同的是，马吊牌是一种纸牌游戏。

说起来，马吊和江苏的渊源还颇深厚。

明朝时期，马吊就是从江苏的昆山地区流传到大江南北的，并分化出北方的‘京吊’和南方的‘吴吊’等不同形式。

”

　　马老师告诉记者，她曾经见过明代的马吊牌，“一般一寸阔，三寸长，用裱好的几层厚硬纸印成。

因为它是一页一页的纸牌，因而又叫‘页子’或‘叶子’，所以打马吊亦叫‘斗叶子’。

”

　　马吊全副有40张牌，花色分为十万贯、万贯、索子、文钱4种花色。

其中，万贯、索子两色是从一至九各一张；十万贯是从20万贯到90万贯，乃至百万贯、千万贯、万万贯各一张；文钱是从一至九，还有半文（又叫枝花）、没文（又叫空汤）各一张。

十万贯、万贯的牌面上画有《水浒》好汉的人像，如“尊万万贯”为宋江，“千万”为武松。

　　那么，人们为何要把《水浒传》中的人物采用到叶子戏中呢？马惠娣解释说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有两种说法。

一种说法认为，作为一种争斗的游戏，需要必胜的信心和勇武的斗志，这正是《水浒传》中梁山好汉们的品行所在。

另一方面，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水浒故事，民间基础深厚，所以用水浒人物装饰牌面，人人喜欢。

至于把梁山好汉的人名与钱数挂钩，实际上反映的是当时朝廷对这些人悬赏的标价，也就是说那是这些梁山好汉脑袋的价钱。

　　吴伟业认为“马吊”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

　　说起吴伟业，可能鲜有人知，但说起他写的《圆圆曲》，很多人都有耳闻。

诗中的“恸哭六军俱缟素，冲冠一怒为红颜”一句，更是广为流传。

把战争的原因归咎于女人，借用爱情和美人来写王朝变化、权力更迭，自古以来就是文人惯用的手法，因此，这种说法并不新奇。

　　就是这位吴伟业，还写了一本叫《绥寇纪略》的书。

《绥寇纪略》成书于顺治年间，作为明朝遗老的吴伟业，不仅真实地描写了明朝末年的社会状况，而且深刻思索明朝亡国的原因，发出了“明之亡，亡于马吊”的哀叹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公元1644年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城。

眼见大势已去，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紫禁城北的万岁山上吊自杀，悲愤地了断了明王朝276年的历史。

据说，崇祯皇帝在自己的衣襟上留下了遗言，说：“朕自登基十七年，逆贼直逼京师，虽朕薄德貎恭，上干天咎，然皆诸臣之误朕也。

”

　　显而易见，明朝的灭亡，和李自成的起义、清兵的攻入，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。

曾经给皇太子当过老师的吴伟业，不可能不知道。

那他为何要发出“明之亡，亡于马吊”的叹息呢？他说的马吊，又是个什么东西，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？

　　那么，明代人是怎么玩马吊的呢？

　　马吊牌的打法和现在的麻将一样吗？

　　明朝嘉靖年间,一个叫潘之恒的人，曾经详细记载了马吊的玩法：“以军令行之，法分四垒……各执其八而虚八为中营主将护之……选将以卢卜（即掷骰），植帜于坛，而三家环攻之。

”

　　由此看来，马吊牌由四人打，每人先取八张牌，剩余八张放在桌子中间。

四人轮流出牌、取牌。

出牌的原则是以大击小，牌的大小以“十字”、“万字”、“索子”、“文钱”为序，只有“文钱”一门是以小管大。

打马吊牌有庄家、闲家之分。

庄无定主，可轮流坐庄。

因而三个闲家合力攻击庄家，使之下庄。

　　作为一种游戏，马吊从一诞生起，就具备了流行的元素。

马惠娣分析说：“一则马吊操作简单易行，一副牌，一张桌子，这就是全部的场地；二则马吊牌变化繁多，有很强的娱乐性，因此这种游戏方式深得当时人们的喜爱。

”当然，马吊之所以流传甚广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——它被人们用做博彩的工具了。

由于引入了金钱、财物的因素，这些游戏就变得十分富有刺激性。

　　明代官员夜以继日博彩输掉江山

　　写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小说《金瓶梅》，第五十一回中就写了人们斗马吊博彩的场景。

文中写到，潘金莲和李瓶儿去找陈敬济（注：西门庆的女婿）与西门大姐（西门庆的女儿）两口子，给了陈敬济一点银子，让帮她们买几块手帕。

因为钱多，所以李瓶儿慷慨地让给西门大姐也带两块手帕。

大家你谦我让，心里高兴，潘金莲就建议小两口拿出一点钱斗马吊，谁赢了谁请客，买烧鸭和白酒。

结果，在潘金莲的指点下，西门大姐连连得胜，第二天的客就算她请了。

　　明朝时期，马吊不仅是平头百姓喜欢的娱乐，在士大夫中间，也颇为流行。

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，在他的《日知录》中，就详细记载了士大夫们对马吊的痴迷：“万历之末，太平无事，士大夫无所用心，间有相从娱乐者，至天启中，始行马吊之戏。

”

　　顾炎武特别指出，在江南和山东，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痴迷于马吊，痴迷到了什么地步呢？“穷日尽明，继以脂烛，人事旷而不修，宾旅阕而不接。

”一早起来就打马吊，到了晚上就点起蜡烛继续打；官员连班也顾不上上了，公务就这么荒废着。

　　当然，马吊之所以对官员有这么巨大的吸引力，主要是官员借马吊博彩，更有甚者，通过赌场的输赢来买官卖官。

为了制止这种情况，明朝法律坚决制止博彩，“今律犯博彩者，文官革职为民，武官革职随舍”。

然而，看上去够严厉的法律在执行中却走样了，官员公然博彩，却未被绳之以法。

至少从表面上看，明朝的江山的确像吴伟业说的那样，是被官员给赌没了。

　　王熙凤最擅长用“麻将”哄贾母开心

　　在明末清初马吊牌盛行的同时，由马吊牌又派生出一种叫“纸牌”的游戏。

和马吊牌一样，这种长二寸多，宽不到一寸的由纸制成的牌，也是供四人玩。

纸牌开始共有60张，分为文钱、索子、万贯三种花色，其三色都是一至九各两张，另有幺头三色（即麻将牌中的中、发、白）各两张。

斗纸牌时，四人各先取十张，以后再依次取牌、打牌。

三张连在一起的牌叫一副，有三副另加一对牌者为胜。

赢牌的称谓叫“和”。

这种牌戏在玩的过程中始终默不做声，所以又叫默和牌。

　　马惠娣举例说，在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七回中写了一次游戏，应该就是指玩默和牌。

在这一回里，贾母和薛姨妈、王夫人、凤姐四人一起打牌，并叫了鸳鸯来坐在贾母下首帮着看牌。

她们“铺下红毡，洗牌揭幺，五人起牌。

”斗了一回，鸳鸯见贾母已“听牌”，只等一张二饼，便递了暗号给凤姐。

凤姐手里正有一张二饼，她故意踌躇了半晌，笑着说：“我这一张牌定在姨妈手里扣着呢。

我若不发这一张，再顶不下来的。

”薛姨妈说：“我手里并没有你的牌。

”凤姐又说：“我回来是要查的。

”薛姨妈道：“你只管查。

你且发下来，我瞧瞧是张什么。

”凤姐便送到薛姨妈跟前。

薛姨妈一看是个二饼，便笑道：“我倒不稀罕它，只怕老太太满了。

”凤姐赶紧装糊涂，笑着说：“我发错了。

”这个时候，贾母兴高采烈甩下牌来，说：“你敢拿回去！谁叫你错的不成？”

　　从《红楼梦》中看，“纸牌”的打法和现代麻将几乎完全一样。

不过，清初的纸牌只有60张，后来，人们感到纸牌的张数太少，玩起来不能尽兴，于是把两副牌放在一起合成一副来玩，从此纸牌就变成120张。

大约到了清道光年间，宁波出了一个叫陈鱼门的人，把在清朝官吏看来有损于权贵的尊颜，并暗含“叛逆违上”之意的“公、侯、将、相”牌改为“东、南、西、北”四个字。

他又根据清朝的功名是考生在考举中取得，也有不少是爱穿白色衣服的有钱人捐资买官做的现象，把“文、武、百”三个字，改为“中、发、白”，含意是“中正、发达、纯净”，各4张，共12张，由此形成了当时流行的136张一副的马吊牌。

但这样一来，纸牌的数量就多了，在取、舍、组合牌时就十分不便，人们从骨牌中受到启发，渐渐改成骨制，把牌立在桌上，打起来就方便了。

此时的马吊牌，也有了麻雀和麻将的别称，都是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音变。

　　吴伟业一定无法想象，他深恶痛绝的马吊，居然风行后世几百年间，势头有增无减。

而且，晚清时期，那些醉心功名利禄的人，更明目张胆拿马吊牌作为官场通行证。

　　想当官？和管事的领导打麻将就行了

　　晚清时期，在列强虎视眈眈下艰难求生的清政府，也在寻找兴国的良方。

为了适应新形势，财政改革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。

　　1903年4月，没落的清政府为了解决因赔款而带来的财政危机，宣布成立财政处。

同年8月，又设立商部，聘请张謇等有经济实力的实业界人士为顾问。

财政处和商部的设立，名义上是“整顿财政”、“奖励工商”、发展实业，实质上是引诱资产阶级为清政府“广开利源”，增加财政收入，偿还帝国主义列强债款。

同时，也为列强的资本输出，在华筑路、开矿、办厂创造方便条件。

　　可想而知，在新近成立的财政处和商部，大有油水可捞，于是不少人动起了脑筋。

清人胡思敬在他的《国闻备乘》里，就有一段这样的记载。

商部设定后，空出了不少位子，于是有门路的人纷纷来京城找路子，这其中就有胡思敬的两位同乡——萧敷训和周维藩。

在当时的北京城，专门有一撮人收钱为人买官。

不了解情况的萧敷训，稀里糊涂就信了一个人，前后花了十万金，最后只捞了一个虚衔。

周维藩则比他聪明得多，他通过关系结识了商部尚书载振。

“日陪载振斗马吊，输至十余万，但派会计司行走而已。

”载振打牌打得开心，周维藩的官衔也就水到渠成了。

　　一个靠着麻将牌选择官吏的国家，就像吴伟业说的那样，离死亡不远了。

而实际上，在清朝之后的民国，麻将之风更是有增无减。

无怪乎，胡适等有识之士，要痛批麻将了。

　　附：著名学者于光远支持麻将申遗

　　在采访中，记者无意中获知，早在2008年，一个名为世界麻将组织的民间组织，就已经将麻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文化部了。

2008年申报失败后，2009年，该组织二次申报。

记者辗转联系到该组织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他们的确在做这件事情。

工作人员还称，他们这个组织，是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发起并创建的。

　　难道于光远先生不知道麻将备受争议的历史吗？他为何要这样做？记者就此询问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马惠娣时，她作出了这样的解释：“其实，麻将发展的历史，可上溯千年。

作为一种古老而又不断被革新的游戏，麻将玩法里包含了运筹学、统计学、逻辑学、算术等诸多知识，甚至可以说，麻将是最好的益智游戏。

”

　　马惠娣主任说，去年，她受于光远先生的委托和启发，开始研究麻将文化。

“于先生告诉我，被称为计算机之父的冯诺依曼，从西方人爱玩的桥牌里发现了博弈论，并使它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。

我们中国的麻将，包含的科学不逊于桥牌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麻将发扬光大？”

　　至于麻将那些“不光彩”的历史，马惠娣主任认为：“那是人的过失啊，为什么要归咎于无辜的麻将牌？在赌风盛行、官场黑暗的明末、清末，即使没有麻将牌，人也会找到其他工具去博彩。

”